社会习俗

   自梳女

   自梳女是经过举行仪式，把发髻梳起不结婚的妇女。

   自梳女是封建社会的产物，也是顺德以至珠江三角洲独特风俗乡情。就龙江而言，历史上的自梳女也为数不少。

   自梳女源于清代。有明以来，珠江三角洲得到全面开发，农业经济发展迅速，特别在清代，在缫丝业发展的影响下，不少女子走出家庭，成为专业缫丝女工，而且有了可观收入。于是有些妇女认为，结婚为人妇后地位低下，比不上已经习惯的自由生活，所以就有了自梳女的产生。

   姑娘决定自梳后，就选择吉日进行。当日，姑娘穿起新衣，拜祭祖先，接着跪拜父母，然后自己对着镜子亲手将辫子盘起，梳成髻形，表示终身不嫁。礼毕，鸣炮志庆，有钱人家也设宴款待亲友。应该说，自梳女现象是当时妇女对封建社会压迫所表达的不满和抗争。

   新中国成立后，“自梳”现象已不再见于年轻女子。

   金兰契

  “ 金兰契”是自梳女的风俗习惯产生后所出现的一种特殊风俗现象，同样流行于清代及民国之间。金兰契又称“ 契相知”，实为两自梳女订立契约关系的“金兰恋”。

  有些女子自梳不嫁以后，随着家中兄弟成长结婚，家庭中诿诽日增，特别父母辞世后，有些自梳女往往不受兄嫂所容，她们就找一相好的自梳女彼此订金兰之约。经过拜祭天地之后，她们同居共处，情如夫妇。一般多数“ 契相知”的自梳女均能一生相好。自梳女大多毕生勤劳，节约有度，而薄有积蓄。年老时，他们就选择嗣女照料起居，继承遗产。嗣女日后又招女友缔结金兰，如是者代代相传，而互无血统关系。

  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妇女地位提高及人类文明的进步，“金兰契”习俗随之消歇。

冰玉堂（又名鹤岭静安舍）：自梳女安老院

    不落家

    不落家是自梳女子一种假婚习俗。封建社会，女子在母家终老是世俗大忌。有些自料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自梳女子，就出资设法托人觅一头“不落家”的家门，作年老归宿之所。而承诺“妻子”不落家的男家，往往又是家庭贫困，无法娶妻的男子。他们贪 图“不落家”妻子一笔可观的妆奁金，可以日后用作娶“妾”之资而就范。

    婚礼之前，自梳女必须“相知”其他女友及金兰姐妹。大婚之晚，拒绝同“丈夫”寝处，因有约在先，“丈夫”不可莽行其事。三朝回门后即长居母家不返，但彼此以后仍保持表面夫妻关系，逢年过节及红白二事，该女子仍过门执主妇礼。年老病重，则由男家接回送终，死后葬入男家墓地，以后亦算为男家先祖一员。

   马 姐

   清末民初，国内混战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倒退，在种种因素影响下，珠江三角洲缫丝和织造业曾一度出现萧条。一些以缫丝为生的自梳女成为了失业者。其间有些自梳女为求生计，她们跑到香港、广州等大城市以打住家工为生。长期打工生涯养成她们刻苦耐劳的性格；长期独立生活又养成她们是操持家务的能手。她们穿着简朴， 大方得体，而又深谙人情世故和烹调技术，往往博得主人满意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人把这些来 自珠 江三角洲的特殊打工一族称为“妈姐”，因“妈”是多音字，其上声近似“马”音，所以有人讹读成“马姐”。

    缠 足

    解放初期，在两龙、里海的街道上，如果你留心观察，往往可以发现有些穿着细小鞋子，踱着碎步蹀躞而行、上了年纪的裹脚妇女。

    古代妇女缠足很普遍，尤以清代为烈。在封建时代，人们认为妇女小足是高贵的体型，视妇女天然大脚为下贱，所以不论富贵或贫穷人家的少女，自幼就缠起足来。

    民国初期，虽有过禁止妇女缠足，但只是一种动员，未能杜绝。直到建国后，缠足的陋俗才完全消失。讳忌讳忌是一种民俗现象，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于是培养出不同的风俗习惯。龙江开村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经历过多次中原文化的融入，而且在漫长的社交活动中又受到外界民俗文化的影响，形成了与汉族其它地区大同小异的讳忌习惯。

   生活讳忌

   在社交活动中，为避免不吉利谐音，一般把“输”说成“胜”，如丝瓜叫胜瓜；干叫“饮胜”；“通书”叫“通胜”。动物的肝叫成“润”，如猪润、牛润，罗卜干叫罗卜润，豆腐干叫豆腐润，猪牛的舌则叫猪利、牛利，“竹杠”（降）叫“竹升”。

   食饭时筷子要摆放在饭碗右边，筷子头要朝坐位，忌倒放。 筷子忌插在饭碗上，忌曲筷夹菜，忌用筷子敲打饭碗。如有喜庆的日子忌断筷、掉筷，如不慎掉了筷子，即说声“ 快乐”，以取回兆头。夹菜时只宜夹靠近自己身边的菜，忌“飞象过河”。

   社会礼仪的讳忌

   开业、建房、入伙、嫁娶等喜事多用日子中的成、开、建、满之日，忌用收、闭、破、执、除等破日，吉日之中还须选择吉时。杨公忌和三娘煞则诸事不宜。

   除夕，家家户户开锅炸煎堆、蒸年糕，如果煎堆炸糊了或是年糕蒸生了，就会认为流年不利，有一种晦气的感觉。

   大年初一，亲友见面，例必“恭喜发财”，是日斋戒，忌扫地出门、泼水出户。初三称赤口，一般少外出探访亲友。

   男女婚嫁，忌子午、丑未干支相冲，迎娶之日忌用孤辰、寡宿、五离等破日。亲戚朋友喜庆送礼忌赠送“时钟 ”（“钟”与“终”音相同），探望病人忌送梨，酒席、点菜、送物皆避“七”与“四”字。

   妇女怀孕忌在床上剪布、裁衣，不能 在居室内任何地方打钉、开灶、通渠、补漏、搬屋、拆床，此举有犯“六甲”。孩子出生后，样子长得好看的，在孩子面前讳说“ 胖”与“ 靓”，只宜说“ 抵打”，“打得几下”。问别人的孩子有多大，少有人问“几多岁”，宜用“几只手指”。

   龙江历史上信奉佛教的居士不少，尽管他们不能完全戒杀、戒浑， 但也有初一、十五用斋，平日也禁食生鸡、赤鲤、狗肉，以示虔诚。此外，龙江还有一些地 方不食鸭的习俗。在左滩村，有些村人供奉“王封道果唐大真君”， 即“主帅公”，相传主帅公出征误中埋伏，幸遇一群鸭子用脚掌踏没海滩痕迹而获救，因 此，信奉主帅公的村民不食鸭的风俗便代代相传下来。

   其实，禁忌是一种陋俗，随着社会和科学的进步，不少陋习今天在龙江已经遭到人们遗弃，有些也逐渐淡化。

   博 戏

   中国古代就已经有博戏活动。《史记·殷本记》 有这样记载：“辛乙为偶人，谓之天神，与之博”。由此可见，我国殷商时期就有博戏活动了。到春秋战国 时代，就出现了以钱财作睹注，这就是逐步演化为今天的赌博活动。

   赌博方式有多种多样，如弈棋，掷骰，斗鸡、斗鸟、斗牛、斗马、斗蟋蟀，又有打马吊、番摊、天九、大细，更有清未民初流行一时的“ 闱姓”、“字花”、“白鸽票”，以及后来由西方传入的朴克牌等等。

   龙江历史上的赌博，邑志、乡志虽然没有记 述 。 但 事 实 上 ， 在 晚 清 、 民 国 年 间， 龙江赌博现象就很普遍。20世纪60年代， 据一些老人回忆，从清未到民国时期，七区境内各大墟市乃至各乡村都设有番摊馆 、麻雀局。这个时期，又是省城（广州）赌风最盛的年代。龙江与广州关系密切，商业活动频繁，单是龙江每天就有多班轮渡与广州对开，还有九江沙口、 甘竹、勒流等多个上落航班。

    龙江是盛产塘鱼地区，每天都有不少 农户随船运鱼到广州、佛山等大中城市沽售，因此有人在广州参与赌博，把一年辛 勤收获输光了，不少人因赌博输去钱财， 以至妻离子散，抱恨终生。

        清未，两广总督张鸣岐曾感叹“ 粤人 好赌，甲于天下。”一度制订了《广东禁赌条例》。但是，当时腐朽的满清政权已 经日薄西山，没有多大作为，所以收效甚微。辛亥革命后，军政府陈炯明主政时也曾禁赌，赌风一度有所收敛。不过，到了军阀割据及**反动派统治时期，军阀又以“筹措防务经费”为由公开招赌，不少官员与黑道勾结，开赌抽捐，赌风又一时炽盛。

        1936年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又重新控 制广东，蒋介石在鼓吹“ 新生活运动”中 也推行过禁赌，但时间短、力度弱，而且 吏治**，走过场后，赌风虽禁而不止。

        解放后，人民政府为了重建社会道德 风范，有力地扫荡了旧社会遗留下的赌博痼疾 。 当 时 的 六 七 联 区 军 政 委 员 会 在 龙 江、龙山、里海三地扫荡了各种赌档、番 摊馆近百家，以后历年历禁，并且立法禁 治，综合治理，取得了一定收效。

未清，两广总督张鸣岐曾感叹：粤人好赌， 甲于天下（图为清未广州赌档）

民国党政府也推行过禁赌，但时间短，力 度弱，收效甚微

（图为民国时期的禁赌禁烟宣传画）

蒋介石的“新生活运动”虽然也推行过 禁赌，只是当时政治黑暗，吏治**，“新 生活运动”并没有为广东带来多大福音

   吸 烟

   历史上不少龙江人都有吸烟习惯。 烟草是从外国传入的，而广东又是烟草传入和种植较早的省份。《广东省志·烟草志》记载：“烟草是（明代）由菲律宾直接传入”。明人赵学敏在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中也说到：“粤中有仁草，其种得之大西洋。”这就与广东民间流传“嘉靖种山叶（烟叶），万历多成嗜”的谚语相吻合。

   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，朝廷实行过禁烟，只是数年之后又开禁，逮至清未民初，烟草经过长期自发性生产，逐步形成了几个较大生产区域。珠江三角洲就以鹤山、新会两地为主。当时龙江人大都吸食红烟丝，其中又以新会、佛山的朱广兰、朱有兰、广恒、罗奇等几个品牌最流行。男士抽烟多用纸把烟丝卷成锥形，而女士则多用金属制成的水烟筒吸食。民初，外国卷烟开始进入中国，卷烟是用黄烟叶制成，其味香醇，携带、吸食方便，不少人就改抽卷烟，传统红烟慢慢淡出市场。

   吸烟是一种不良嗜好，它危害着人的身体健康，近年来，社会加强宣传力度，吸烟者已经愈来愈少了。

水烟袋

晚清时期，不少人嗜上**而不能自拔